有助于中學生了解歷史課程的短篇故事分享

由海愈供稿

  了解歷史故事的意義了解一個國家就要先了解它的歷史,歷史故事是讓我們最容易了解中國歷史、外國歷史、世界歷史、清朝歷史等不同地域,不同朝代歷史最快捷方法。經典歷史故事等你來品味。

  北擊匈奴

  歷史是一面鏡子,因為從中可以得到借鑒。歷史螺旋式的前進,往往導致驚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國在過去幾千年中,有過失敗,也有過成功,有繁榮幸福,也有衰敗悲傷,但大的趨勢總是文明征服野蠻、人性戰勝獸性的進化。中國一直處于蠻敵環視之中,甚至兩度亡國。但中國人在逆境中決不放棄,歷經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復祖宗的光榮。華夏為唯一現存的文明古國,足見中國文化之深厚和中國民族精神之堅韌。中國的不滅精髓,即在于奉天理而行王道。漢征匈奴即是這種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現。這種精神也必在將來掃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證明。

  與大漢為敵者死

  在秦統一中國的時候,塞北的胡人也開始聯合起來,形成了相當的勢力,不斷騷擾邊境,這就是匈奴的開端。當時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長城,將文明中國與塞外胡人隔開。但諸侯反秦之后,匈奴又乘虛渡河南下。冒頓單于時代,匈奴大敗東胡與月氏,征服北邊各民族,占領燕代之地,雄踞北方,與中國為敵。楚漢中原逐鹿甫畢,大漢剛立之際,匈奴攻取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二○○年,漢高祖劉幫領步兵三十二萬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頓以騎兵四十萬圍困于平城白登山達七日之久,后用陳平的計策,方得逃出。

  此時漢朝甫立,諸侯未定,中央不穩,更無力與匈奴一戰。秦雖統一中國,但僅存十五年,以致到漢初,商周以來的諸侯意識仍然很嚴重。異姓王(如韓信)和劉氏諸侯都擁有很大的獨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時有發生。且以戰斗力而論,漢朝不敵匈奴。在古代的戰場,戰馬簡直相當于近代的坦克,而漢初馬匹奇缺,甚至于天子的御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將相們只能乘牛車。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適宜于養馬,養出來也大多不能作戰馬。而匈奴是游牧民族,馬匹眾多,牛羊成群,其民從小學習騎射,戰時全民皆兵,傾巢而出有數十萬之多。漢軍光靠步兵是無法與匈奴交戰,雪平城之恥的。

  漢朝嫁公主給單于,每年又贈送大批絲綢、糧食、酒等物,約為兄弟,試圖柔服匈奴,但匈奴更為驕悍。大凡開化較晚的民族,必奉強權為尊,唯利益是圖,誰拳頭厲害服誰,服打不服理,強的占便宜,弱小的自認倒霉。匈奴的習俗,重少壯而輕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雖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餓死一般殘忍,但在漢人看來也是野蠻之至。匈奴人無文字,靠口頭約束。戰時虜掠的俘虜作為奴婢,搶得財物盡歸己有,作戰時士兵頗為勇猛。匈奴經濟落后于中土,又把漢的和親政策看成軟弱的表現,所以仍時常在邊境搶掠。

  漢目光遠大,戰略深遠,積匈奴七十年之辱,而不貿然輕動,正可謂九世報仇,亦未為晚。相比之下,后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興兵北伐,結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漢立七十年后,中央穩固,中國終于在實際上從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而七十年的發展,積蓄了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對匈奴反戈一擊的時機已經成熟。此時劉徹即位,一場對匈奴暴風驟雨、雷霆萬鈞的打擊即將揭開序幕。

  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年),匈奴侵入上谷、漁陽(密云),"殺略吏民千余人"。車騎將軍衛青等領漢軍數萬騎從云中出擊,斬俘匈奴數千,獲牛羊百萬頭,收復河套地帶,修復秦時蒙恬邊塞。漢乃設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稍后匈奴單于以數萬騎攻入代郡(河北省),殺太守并虜掠數千人,其右賢王也攻入朔方郡,殺略吏民。

  元朔五年,大將軍衛青以漢軍十萬出塞七百里,俘右賢王部一萬五千。而秋天,匈奴又殺代郡都尉,虜千余人。元朔六年春,漢軍十余萬騎,再擊匈奴主力,得首虜一萬九千余級。匈奴屢遭重創,乃將主力退至漠北。但在東線方面,匈奴實力尚強,元狩元年(前一二○年),又入上谷殺數百人。

  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與匈奴軍相遇,經短兵肉搏,斬虜首一萬八千級。同年夏天,霍去病以漢軍數萬騎,越居延澤,攻祁連山,俘三萬多人。而后匈奴渾邪王帶四萬人來降。漢朝取得河西,不但隔斷匈奴與羌人之間的信道,而且使之失去祁連一帶的牧場。匈奴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漢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使"金城、河西并南山(祁連山)至鹽澤(羅布泊),空無匈奴",并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三年(前一二○年),匈奴又南下右北平與定襄,虜掠千余人。次年,漢決定以十萬騎兵,分東西兩路,絕漠遠征。衛青一路越過沙漠北進千余里,與匈奴單于相遇,戰至黃昏,忽然狂風大作,飛沙撲面,漢軍乘機包圍匈奴。血戰之余,匈奴軍除單于以下數百騎遁走外,被殲一萬九千余級。東路軍霍去病深入匈奴境內二千里,與左賢王接戰,斬俘匈奴七萬余級。直抵大興安嶺,乃封狼居胥山、禪姑衍(大興安嶺之一峰),臨翰海沙漠,豪氣干云,全勝而返。而匈奴北遁,漠南無王庭。數年之后,公孫賀與趙破奴曾各領萬騎出塞千里,不見匈奴。元封元年,劉徹親領十八萬騎巡視北方,出長城,登單于臺,旌旗千里。遣使叫單于能戰則戰,不能則來臣服,不必在漠北寒苦之地受罪。單于大怒,卻也只能扣留漢使,遷于北海(貝加爾湖),不敢近漢之邊塞。

  匈奴經數次大戰,人口牲畜損失慘重。短時內再無力侵漢,一般來說,一個國家遭受外來打擊而衰弱時,內亂也就接踵而至,因為對于怎樣扭轉不利局勢,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匈奴勢力削弱,原來受其控制的其它民族也乘機獨立,匈奴則發兵去鎮壓。丁零,烏孫,烏桓等國與漢聯合,從各個方向圍攻匈奴,匈奴死傷甚為慘重。漢昭帝時,發生五單于爭立事件,經過一番爭斗,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宣帝五鳳四年,北單于郅支進攻單于庭,南匈奴不敵,乃南遷至漢朝邊塞附近,要求與漢合作。甘露三年(前三三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向漢稱臣,入長安朝見天子。

  武功與文人

  觀中國歷史,幾歷衰亡,莫不因無用文人權重朝綱,或舞文巧法,朋比黨爭,或不切實際,空言異想,迂腐誤國。文人總以虛華之詞,陳爛之調,一躍而居高位,蓋過沙場征戰的武臣。重文輕武,抑兵過甚,乃至國破家亡者,宋明兩朝是也。漢朝雖武功蓋世,但到匈奴勢衰,天下太平時,文人的地位就開始超過武將。陳湯萬里遠征,斬單于首,萬夷懾伏,本應封候。但匡衡、石顯竟認為陳湯私自出兵,罪大當誅,更不能封爵。最后有大臣抱不平,元帝才封他食邑三百戶。到漢成帝時,匡衡又挑出陳湯的一些小錯,竟想要治他死罪。其實成帝對陳湯還是很賞識的,但朝中文臣對他的嫉妒排擠,使他不但不得重用,反而屢遭迫害。

  希望這種悲劇再也不要發生。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難以估量。

  秦漢之際,遭秦始王焚書坑儒政策摧殘的儒家逐漸抬頭,陳勝、吳廣起義后,有些儒生參加了反秦斗爭,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為陳勝的博士。西漢初年,著名儒生叔孫通被任為太常,協助漢高帝制訂禮儀。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蘇,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漢初,由于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當時,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爭相當激烈。武帝即位時,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武帝依靠文、景兩代積累的財富,大事興作。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力量的強大,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因此,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于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于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獨尊儒術

  西漢儒家公羊學派大師。廣川(今河北棗強縣)人。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應召,提出“天人三策”,被選為首列。此后多次上書、講學,著書立說,闡述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兼容法家和道家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學思想體系。董仲舒依據儒家經典《春秋》,進行鋪陳演繹。認為君主與臣民的關系是“干和枝,本和末”的關系。強調“強干弱枝,大本小末”。宣揚“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提出“災異論”,勸說皇帝順天行事,如日月蝕、地震、山崩等,即上天對皇帝逆天行為發出的警告,借以限制封建統治者過分腐敗。董仲舒還主張“德刑并舉”,以教化為本。立太學,設庠序,加強封建思想統治。并提出“限民名田”,抑制貴族官僚豪強地主兼并的經濟主張。董仲舒的學說為漢武帝所采納,成為漢及以后封建統治者奴役人民的理論基礎。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膠西相。年老辭官,終于家。其著作今存《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后,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于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與此同時,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員50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一藝者則選拔擔任重要職務。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治獄官吏張湯、杜周,迎合漢武帝的需要,也主張以《春秋》決獄,用儒術附會粉飾法律。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后世影響頗為深遠。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

  很多人將董仲舒當成罪人,把儒學迷信化、宗教化、封建化、專制化的導火線都往他的身上推。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試圖為他解套,從學術發展的趨向(諸子并立邁向學術融合)、儒學體系的完成(為儒學建立形上學的依據)甚至是政治現況(為漢政權尋求學理上的合法性)來看待董仲舒的學說。雖然如此,但無可避免的,當研究者遇上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學說時,大多就此搖了搖白旗。消極的,就采回避策略,提過就算,把帳全算在鄒衍身上;積極的,就立一“宇宙論”名目來安置,認為董氏完成了儒學的全盤架構。

  董仲舒為什幺會提出陰陽五行、天人感應?這個問題是每個研究漢代思想的人的共同疑惑。一般認為,陰陽五行的提出,與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淮南子》的“時令訓”、《禮記》的“月令”脫不了干系,是一種思維在流行發展下的產物。姑不論董氏這部份的學說源頭是否真是如此,但此舉對儒學的發展造成一個時代性的轉化卻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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